社会经济因素与肥胖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一、中国超重和肥胖的流行趋势

超重和肥胖是全世界与生活方式相关的重要公共健康问题^[1-2]。 由于肥胖与常见的慢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某些类型的癌症）有关，并且被认为是全球第五大主要死亡风险因素^[2-4]，因此与肥胖相关的问题近几十年来引起了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中国超重和肥胖的流行已达到流行病的程度^[5]。 肥胖症患病率的显着增加归因于采用西方生活方式并减少了体育锻炼^[6]。传统的中国饮食以大米，小麦和煮熟的蔬菜中碳水化合物含量高为特征，正在向高脂肪饮食转变^[7]。能量和脂肪的大量摄入加上体育活动的减少是造成中国人口特别是城市居民中超重和肥胖患病率上升的原因^[8]。

一项研究^[9]对中国441306名调查对象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超重率为28.1%，肥胖率为5.2%。各省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差别很大，超重患病率北京最高，是广西（最低）的2.8倍（40.9%比14.6%）。天津市肥胖率最高，是海南省（最低）的9.4倍（12.2%比1.3%）。有明显的南北梯度，东北、西北地区患病率较高，东南地区患病率较低。另一项研究显示^[10]，从1989年到2011年，男性和女性的BMI中位数分别增加了2.65 kg/m²和1.90 kg/m²；腰围分别增加了8.50cm和7.00cm。一项对1991年至2015年中国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的荟萃分析表明^[11]，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分别从1991-1995年的5.0％和1.7％上升到2011-2015年的11.7％和6.8％; 城市地区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高于农村地区；与女孩相比，男孩更容易患肥胖；婴儿期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高于其他生长期，分别为11.7％和7.0％。

二、肥胖与社会经济因素

产生肥胖的近因是相对明确的^[12]，能量的消耗少于能量的摄入，导致脂肪在体内积累。而近几十年肥胖率的上升趋势提示我们社会因素是当下肥胖流行趋势的主要因素。研究人员针对肥胖与经济社会因素开展了丰富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探究肥胖增加的原因。 食品价格的降低让人们能获得既便宜又丰富的食品，数据表明，自1975年以来，美国人平均每天购买和消费的卡路里数上升了^[13]。另一方面，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职业类型，从事耗费体力的农业、建筑业的人减少了，大量工作坐在办公室里即可完成。Shiko ^[12]研究日本的数据得出，日本成年女性的BMI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稳步下降，而成年男性的BMI则稳步上升，他们认为职业所需体力的下降让男性更易变得肥胖。此外，妇女劳动参与率的上升和做家务时间的减少也促使了体重上升，Cutler ^[14]认为准备食物的时间成本的下降让人进食更频繁，更易变胖。有研究人员探究了社会经济地位（SES）对肥胖的因果关系^[15]，结果显示发达国家SES对肥胖有负面影响，低收入国家SES的上升导致肥胖上升，在中国两者呈倒U型关系。Mark^[16]的工作论文中利用中国农村双胞胎数据验证了教育对肥胖的因果关系，验证了教育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健康信息及增加健康投资来促进健康，减少肥胖。

二是肥胖上升对个人或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肥胖的影响也是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Qiyan Zeng^[17]利用断点回归识别肥胖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超重导致主观幸福感显著下降约0.10个单位，肥胖下降0.14个单位，两者都相当大。Raymundo M. ^[18]使用非配对设计来测试肥胖对墨西哥就业歧视的影响，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招聘过程对肥胖女性有歧视，对肥胖男性则无。Biener ^[19]首次采用工具变量法对青少年肥胖和重度肥胖的影响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青年肥胖使每年的医疗费用增加了907美元（以2015年美元计），即92%。三是肥胖干预措施的效果验证。针对肥胖率不断上升的趋势，一些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加以应对。Restrepo^[20]分析了纽约地区实施的强制性卡路里标签法对体重的影响，在连锁餐厅菜单上提供卡路里信息的购买点平均可使体重指数（BMI）降低1.5%，肥胖风险降低12%。

三、儿童和青少年肥胖

儿童和青少年肥胖问题值得注意，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完全理解健康风险、做出理性的健康决策，而是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如食品广告。本课题所关注的青少年学习时长与肥胖的关系，现有的文献很少涉及。但一些研究可能于影响机制提供一些提示。改善学校的食物环境是常用的干预措施。例如，法国禁止在学校推广食品，而墨西哥和印度禁止在学校销售苏打水和某些不健康食品^[21-23]。Jebaraj ^[24]评估了学校周边快餐环境对儿童体质指数（BMI）的影响，结果是只有轻微影响，随着离学校径向距离的增加，效应大小也减小。研究人员推测同伴效应可能会放大肥胖的环境效应，Kiersten^[25]使用校内跨队列的实证设计，对超过100万名公立学校儿童在个人、学校和学校年级层面分离混杂因素，结果表明，平均同学体重指数（BMI）增加一个标准差，儿童自身BMI增加0.395个标准差，幼儿同伴效应最高（0.813）。Landhuis^[26]研究个体睡眠时间持续减少与BMI值增加的关系，通过连续追踪，他们发现儿童时期缺乏睡眠导致成人时期更易肥胖。Zarrett^[27]探讨了青少年课外活动对青少年体重状况的纵向影响，结果是参加运动主导型活动模式2年或以上的青少年超重/肥胖风险的概率显著降低，而所有其他活动类型的青年与低活动青年具有相似的风险几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