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策略对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研究
摘要:党的十九大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战略指出“三农问题”是解决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们必须注重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而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必然需要金融的支持,而其中普惠金融对实现农村农业发展现代化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继中国多地作为普惠金融试点取得明显发展成效之后,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未来普惠金融的重点。本文基于全国多省的面板数据,测算各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指数,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测定和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高于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乡村振兴水平,且促进水平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门槛效应。
关键词:普惠金融;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金融
- 文献综述
前言: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东部沿海地区或者是中西部地区,都出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城乡差距问题也日益凸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中之重是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乡村,农业农村发展问题需要迫切解决,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也需要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农村普惠金融挑起了这个重任,所以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自从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成为了它们探讨的核心问题。其中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发展的影响研究,前人主要有以下观点。一类观点是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发展是促进作用,可以有效提高其发展水平,由于金融市场本身具有逐利性和排斥性,农村地区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服务,而在金融供给侧改革之后,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广泛和易得了,可以刺激农村地区消费,提高抵御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杨林则提出普惠金融加绿色金融加科技金融模式的协同效应可以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张勋也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经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数字金融不仅仅在落后贫困地区的发展更为快速,而且也显著的提高了农村低收入群体们的收入水平,也就是农村收入低群体收益效应更为明显了,验证了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促进企业创新,促进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结论。李清水认为普惠金融通过提供可惠及、低成本和扶持性的金融服务,提高资金供给的覆盖面,降低'三农'融资成本,提升资金投放精准性,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支撑。通过完善普惠金融环境,创新普惠金融工具和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可以有效提升普惠金融效率,更好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数字普惠金融以其技术优势缩减了传统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金融业务的多项成本,并且依托数字化信用体系可有效降低信贷风险,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有望成为新时期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但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研究仍相对较少,并且鲜有文献从乡村产业这一角度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二者间的关系。此外,学界对农村金融和乡村产业关系研究较多一类研究分析了传统农村金融与乡村产业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大多从农业信贷与农业保险两个方面衡量传统农村金融。部分学者认为农业信贷可有效地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学者李季刚则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水平没有线性关系,由于农村人口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较低,中老年群体人口居多,对金融学习能力较为缓慢,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影响较为缓慢,渗透需要一定的时间,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又一个经历的过程,短期看不到明显成果,而是存在着门槛效应,实证得出普惠金融发展确实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其中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同样Malady则认为在城市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比较高,有更大可能性使用数字金融平台,而农村贫困人口占比较大、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收入水平低,它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过程比较慢,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同样类似的葛和平构建了两高、三度、三风、三治、三富”的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存在着所谓的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AR和显著性检验,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u型,刚开始的抑制作用是由于乡村用户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对金融知识的学习和接受较为缓慢,需要时间和学习成本,提出了“挤出效应”,即数字金融在初期难以对江村振兴水平产生影响,但是一旦发展成熟,它的作用将会不断表现出来,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分析方法。另外一种观点胡联等则认为现阶段由于低收入家庭缺乏数字工具且难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购买理财产品便捷性获得更多的收入,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相对贫困。但他们大多没有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还多停留在描述和讨论角度,尽管个别研究者开始通过问卷等实证研究的方式进行探讨,但研究过程或研究结果的报告仍需要继续改进。
大多学者的研究是不单独评价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的,更多的学者会研究整个乡村振兴评价指标,并且他们会认为乡村振兴指标是多维的,不能仅靠单一指标进行衡量。但申云以农业为角度出发构建乡村振兴指标,同时采用了熵权法和topsis法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打分和测定,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省份排名。就研究区域来说,有学者针对华东六省或者西部地区,部分学者面向全国省级层面来测度,而且他们发现不同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差距较大。就研究方法而言,有谢地和苏博学者采用客观分析法熵权法进行分析,吕承超和崔悦采用了时空极差熵值法以及毛锦凰和王林涛等采用的综合赋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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